2023第一届「心智与脑科学」 - 心理、神经、与大脑 科普写作征文  A组心智与脑科学－佳作：阳明交通叶Ｏ逸

 

摘要

透过功能性磁振照影(fMRI)技术扫描不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试者进行慈善行为(捐款)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大脑中右半边的颞顶叶交界处区域活化越剧烈，越有可能进行慈善活动，欲捐献的金额也会随之提高！

 

内文

透过功能性磁振照影(fMRI)技术扫描不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试者进行慈善行为(捐款)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大脑中右半边的颞顶叶交界处区域活化越剧烈，越有可能进行慈善活动，欲捐献的金额也会随之提高！

 

在早期，人们开始研究社会地位与慈善行为的关系，发现是呈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当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不慷慨，不常进行慈善行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此结论出现矛盾，在近期的研究都发现两者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社会地位越高时，越可能对他人慷慨。无论是何种结论，对于最基本的运作机制都不甚了解(亦即高主观社会地位为何会行慈善行为)，此篇研究因此孕育而生。

 

为了了解精确的社会认知及脑神经计算的机制，需分为几个阶段进行实验，首先，在之前的研究有显示出社会经济地位与心智化相关(mentalized-related)的神经活动有关，加上使用主观的社经地位比用客观标准衡量的社经地位较有分析意义，因此要先确定每位测试者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为何，及心智化的测量(指测试者以多大的程度站在慈善机构受益人的角度)；接着，为了确定主观社经地位与慈善行为的关系，每位测试者需做慈善捐款，分析各欲捐款的金额为何，并结合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技术，测量与心智化相关大脑神经活动情况，就能够加以验证在利他选择过程(捐款行为)当中，心智化的能力与其相关大脑活动的变化，是否可以解释主观社经地位与慈善捐赠间的关联。此研究的假设有二：(一)主观社经地位与慈善行为(利他行为)呈现正相关。(二)主观社经地位与慈善行为的连结可以透过与心智化相关的大脑区域，如颞顶叶交界处(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及背内侧前额叶皮质(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的活动状态来解释。

 

经过一系列严谨的实验、测量及分析过程，最后得到一些惊人的发现：首先，较高的主观社经地位之人会捐款较多的金额，且男性多于女性，而测试者的忧郁与慢性压力跟慈善行为皆无影响，仅慢性压力与主观社经地位呈负相关，表示主观社经地位越低的人，承受较高的慢性压力，因此推论压力与忧郁皆无法解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联。接着，研究也发现主观社经地位与心智化能力呈现正相关，亦即主观社经地位越高的人，心智化能力越强。由以上发现可得出一个结论：主观社经地位与慈善行为的正相关可透过心智化能力的增加来解释其现象。接着是关于脑神经活动的发现，透过功能性磁振造影的分析，得知背内侧前额叶皮质(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和左右颞顶叶交界处(左右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左右TPJ)的区域皆与心智化程度相关，且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与价值取向和亲社会的决策有关，更进一步的分析后发现，仅右TPJ的活化与主观社经地位呈现正相关，而左TPJ、背内侧前额叶皮质(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及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的活化与主观社经地位较无关联。再者，右TPJ的活化强度也与捐款的多寡呈现正相关结合以上的结论与发现，可归结出以下结果：跟主观社经地位较低的人相比，地位较高的个体因为心智化能力较高，在大脑右TPJ的区域有较强的活化强度，进而会捐献出更多的金钱(或程度更强的慈善行为)、更加慷慨！最后，研究发现除了右TPJ本身与主观社经地位相关外，右TPJ与基底核中的左壳核(left putamen)之间的负功能连结会随着主观社经地位的增加而增加，在先前的研究显示，壳核的活动与利他选择的金钱成本和道德利益之间的权衡有关，而右TPJ-壳核连接性被认为反映了其他相关偏好对估值的影响，会有负耦合的增加可能是说明自我奖励的机制降低，或是决策的考虑因素改变(除了个人和道德利益因素外，还有其他相关的喜好或倾向的影响)。

 

总结以上结论，研究发现对于主观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通常会更加慷慨，更有意愿做慈善活动，且程度强烈，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些人大脑里右TPJ的活化较强，而当这些人决定是否要捐赠时，右TPJ及左壳核间的负功能耦合会增加。如果此研究的结果能够被适当的应用在商业活动，就能够透过外在的干涉措施或手段，使人更愿意进行慈善行为，不仅能够提升企业形象，还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然而，过度的干涉可能会造成反作用，毕竟慈善是发自人们内心而有的行动，非强迫所为，因此若能妥善地使用此技术，便能有效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共创更加美好的社会环境。

 

原始论文

Stefan Schulreich, Anita Tusche, Philipp Kanske, Lars Schwabe, 2023. Higher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linked to increased charitable giving and mentalizing-related neural value coding. NeuroImage, Volume 279, 12031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3811923004664.

 

新闻来源

Science: Structural plasticity of the social brain: Differential change after socio-affective and cognitive mental training.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1700489